黄仁宇一直是我很喜欢的历史学家，虽然由于他天马行空的脑内回路时常表现为文字的逻辑断片，但是他对于历史规律透彻的分析与领悟确是有独到之处的。出于朋友推荐，有幸拜读《中国大历史》。该书是黄仁宇利用归纳法将现有中国之史料高度压缩，从技术的角度分析中国历史的进程，着眼于现代型的经济体制如何为传统社会所不容，以及是何契机使其在中国土地上落脚。他倡导一种“大历史”（macro-history）观，就是不完全着眼于历史中一人一物一事，而是通过对历史事件现象的把握与综合分析，展现其整个历史观。也许有人会觉得以如此宏观的视角写就的一部历史书籍不过是一部带有科普读物性质的书，但我不这么认为。相比于《中国大历史》，我读过一本更为“宏观”的书籍，即尤瓦尔·赫拉利写就的《人类简史：从动物到上帝》。通过对宏观历史学书籍的阅读，我个人认为，如果一个历史学家能够写就一本精彩的宏观历史学书籍，其必然对地理学、物理学、生物学、人类学、生态学、政治学、心理学等等的学科有所涉猎和研究。而把历史写到这个份儿上，一般都只有一种结果，那就是已经离开了单纯的“历史”而走向了“哲学”，而且这个“哲学”还不是“历史哲学”，它同时也包含了很多人生的哲理。我想，这样的历史学者一定是对人类的命运有所彻悟的，对中国的未来有所关切的。
回到《中国大历史》一书，本书基本还是以时间为脉络，从为何中国文化起源于黄土地带讲起，一直谈到现代中国的经济发展以及民族关系，可说洋洋洒洒。而最让我感兴趣的是，作者在文字那端时常流露出的一种“地理决定论”之思想。地理决定论是一种较为主流的历史观，是用地理因素分析各种历史问题的一种角度和方法。地理决定论认为人类的生活习惯及其文化特点、甚至社会形态由其地理条件而形成，而所谓的地理条件有可能是空间位置、地质结构、生态环境或者地缘关系等等。当然地理决定论并非置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它更像是一个工具、一套方法论，从地理的角度分析问题、判断对错。黄仁宇在本书中也运用地理决定论的观点对中国历史现象进行了分析，其中不乏值得我们思考之处。
关于中国人的团结与集体主义
我想大家都不会否认，中国人也许是在灾难面前最团结的民族，也是最富有集体主义的民族。可是我们是否有思考过，为何一代代的中国人造就的是集体主体观念，而不是如美国人般的个体主体？难道纯粹是因为文化的浸润和教育的熏陶吗？
对此，黄仁宇从地理决定论给出了一种分析视角。黄仁宇认为，易于耕种的纤细黄土、能带来丰沛雨量的季候风，和时而润泽大地，时而泛滥成灾的黄河，是影响中国命运的三大因素。因为黄土的纤细，可以供原始的工具耕耘，如木制的犁及锄。因此从周朝开始，国运的进展就与推广农业互为表里，基层细胞的组织与小块耕地的操作结下了不解之缘，也表现出一种家族的团结。此外，黄河经常有淤塞河床，引起堤防溃决泛滥，造成大量生命与财产损失的可能。按理说来，有一个最好坐落于上游的中央集权，又有威望动员所有的资源，也能指挥有关的人众，才可以在黄河经常的威胁之下，给予应有的安全。因而可以说中国的团结出于自然力量的趋势。土地耕种的平顺，不遭受自然灾害的过度侵蚀是个人和国家都努力追求的目标，社会的进展和组织方式也以这个目标为最终的依归，因而与小块耕地模式相适应的家族式团结应运而生，即使是现代的中国社会，家庭仍被视作是最小的社会细胞结构。此外，为对抗黄河溃决泛滥需要仰仗中央集权的客观事实又一代代促生了中国人的集体主义观念，即个人的福祉必须建立在集体的力量之上。从上述分析中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中国人的团结与集体主义不是某种教育模式下的产物，更不是一种生硬的意识形态，它是一代代中国人实践之后构成我们中华民族独有个性的基因。
关于农民与牧人连亘两千年的战斗
熟读中国历史的人不难发现，中国自有记录以来的历史可以说是一部中国的农民与塞外的牧人连亘两千年的斗争记录。上有中国西晋时期北边众多游牧民族内迁，趁西晋八王之乱期间衰弱之际，陆续建立非汉族国家而造成与南方汉人政权对峙的“五胡乱华”，下有清朝康熙二十九年到康熙三十五年清军三次征伐漠西蒙古(卫拉特)准噶尔部首领噶尔丹，平定准噶尔噶尔丹的叛乱之战。似乎中原民族与塞外游牧民族之间永远无法和平共生，不是塞外牧人零星侵犯，就是中原民族主动出击。
从地理情况分析，不难发现，中原农业茂盛，人口繁殖。而古时候塞外几千英里内人类全然不事农桑，他们不直接的依赖土地上的植物为生，而在他们自己与植物之间加入一种机械作用。这也就是巧妙地说出了这群人为游牧民族，他们与牲口来往于干燥的地区，让牛羊自觅水草。而在气候不利的时候马背上的盗窃者就不由自主地打算袭取种田人，后者通常有半年的积蓄。零星的侵略可能扩大为战事，防守者则企图报复，有时也全面出击以图先发制人。
这让我想起了之前读过的一本书，就是高洪雷先生写的《另一半中国史》。一直以来，大汉民族的历史被默认为主流，而55个少数民族特殊的文化风貌和历史变迁，只被只言片语地提及，并且从未真正走入大众的视野。对于塞外的游牧民族，大汉民族对此尊重者少，翻开历史书甚至会透着那么一股敌意，匈奴、突厥、西南夷……这一个个名字的创设本身就不带友好之感。而事实是，少数民族的历史变迁亦有它的历史隧道，应和着它的地理环境谱写少数民族历史应该有的样子，对马背男儿的讴歌与对狗熊逆贼的唾弃与中原民族其实无异。或许从民族团结的角度，在看待中国历史时，中原民族应当将这“另一半历史”也纳入中国大历史的范畴视界中，以一种平等与关照的眼光看待。
关于中华民族兼容并包的性格
谈到中华民族的性格，这是一个太广博的问题，不少学者都专门著书立作。我无意在此大谈中华民族的性格，但在读了《中国大历史》一书后，让我对中华民族性格中含有的兼容并包的性格成分有了更深的了解。我认为，与狭隘偏执的性格不同，中华民族的性格一直体现出很高的包容度与吸纳性，有时候甚至会透着一股禅意。例如“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等世代流传的名言体现出的就是一种通透与达观，而这种通透与达观则必须建立在包容性之上。
中华民族性格为何如此兼容并包，从地理因素分析，可能不得不归结于中华民族幅员辽阔的国土。中国地区因纬度不同可以分为几段地带：最北为畜牧地带；华北与之接壤，为农业地带，只是其耕作内容仍相当的简单。与之形成对照的则是华南，此乃茶叶谷米与水上交通之乡，即在工业化之前，此地带的耕作已相当复杂。以上地理环境之不同，构成操农业之汉人与半游牧性的蒙古族人长期角逐之背景。从长距离以不分畛域的眼光看来，则可以发现，几经和战，当中一段地带终使少数民族与汉人混合。很显然的越发现到现代，“汉人”这一名词文化内涵越多。这样的融合在中国的历史中并不少见，如华北在经过几百年的契丹与女真人的统治之后，其人民多带有混合性格，在元朝统治时期，虽说不能与蒙古军匹敌，但却较南宋人民更坚强，这就是实证。在这种多元化民族的融合之下，民族的文化不断发生碰撞与交融，进而形成中华民族包容与吸纳的性格。
《中国大历史》一书并非只有地理决定论之观点吸引我，诸如黄仁宇对佛教传入大唐与唐诗发扬光大之间的微妙联系予以分析，对唐宋帝国之扩展性与明清帝国之收敛性之间的对比，对《清明上河图》反映出的宋朝行政机构之设置的剖析等等均是智慧的闪光。本书愈写到后面，中国宏观历史的框架就勾勒地愈明显。人类中常有很多事迹，其历史的长期合理性不能以短浅的眼光窥测，即使是当时人物所作的判断，也可能尚有因果因素，超出他们的人身经验。而这些或大或小的事迹沿着一定的社会规律铺就着后人必然要因循的路，生生不息。这或许就是历史，一种自带苍茫感的人类铮铮历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