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告是一家生产新能源汽车的企业，为了获得更多的中央财政补助资金，企业通过上报虚假合格证、违规办理机动车行驶证等方式多申报了当年销售的新能源汽车数量。财政部据此对原告停止发放补助，并追回预拨资金四千余万元。原告公司对该行政决定不服，诉至北京市一中院。

案件事实似乎清晰明了，但在法律适用层面却遇到了不小的难题。“新能源汽车生产补助作为一项政策创新，对于推动我国新能源汽车的发展具有重大影响，然而这种补助政策的法律性质是什么？追回预拨资金的行为算得上没收违法所得吗？停止执行补贴政策是行政处罚吗？行政处罚必须由具有相应职权的行政机关作出，如果按照这种思路思考下去，财政部作出的处罚决定是否超越了自身权限？”显然，新能源汽车补贴政策，还有行政法的法律依据这一关键点需要明确。

“随着社会进步、政府管理方式日益多样化，也衍生出很多种新型的规制手段，而传统的行政法学体系很难兼容这些新事务。行政诉讼就好比这些新型规制手段的‘红绿灯’，如果一律‘红灯叫停’，显然不利于社会的发展进步；而一律‘绿灯放行’，则会丧失法律的基本原则和立场。”赵锋需要在两难之中寻找出路。

10本专业书籍的深入阅读，50余篇前沿学术论文的反复研学，5次拜访求教专家学者，100多页的阅读笔记……赵锋法官在判决书中正式落笔。“本案被诉行政行为属于行政允诺，是政府规制的一种创新，因为没有法律法规层面的规范依据，所以与传统的法律保留原则似乎难以兼容。但我们应在坚持法治主义的要求下，根据具体的事务性质，对法律保留原则中的法律依据作出变通解释，将‘实质合法’的规范性文件纳入法律依据的范畴，以此协调形式法治与实质法治之间的关系。”